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获释后任东北军第57军（军长缪澄流）第112师第672团上校团长，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全团战殁，只身幸免。1938年1月任东北军第112师第334旅第667团上校团长。

同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1938年，从5月至7月，东北军第57军第112师第667团在孙家山进行了阵地防御和反突击战。并与第672团一起进行了大桅尖战斗。两次战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极大打击，阵地失而复得，保卫了连云港，使港城免受了日军的涂炭。（连云港保卫战）

1940年初任东北军第57军第111师第333旅代旅长。同年9月与师长常恩多（是位具有爱国心和十分同情共产党的领导人）发动针对与日军勾结的57军军长缪澄流的“九·二二”锄奸运动，将反共和勾结日军的军长缪澄流赶出部队。

1941年2月17日被东北军中的反动分子一一一师顽固派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逮捕，关在鲁苏战区监狱。

1942年8月在蒋介石密令处决的前夕，从监禁地逃出，进入滨海抗日民主根据地，找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示，旋即被派回东北军，组织领导、改造脱离脱离反动派控制的第111师官兵，与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任新111师副师长、师长。

1944年10月20日，奉山东军区命令，新111师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支队长。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此时，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仅仅几年时间）。

同年9月奉命率东北挺进纵队2支队（由胶东军区特务营和滨海、鲁中军区3个连组成，有1200人，万毅任纵队司令员）进军东北。

同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山东军区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至1946年1月）。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中共吉林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46年1月至7月任中共吉辽省委员会领导成员。1月至8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吉辽（辽满）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到1945年底，东北挺进纵队发展到14000人，整编为第7纵队）司令员。

同年2月至5月任中共吉辽省委员会辽北分省委员会委员、吉辽（辽满）军区辽北军区司令员。

同年5月至7月任中共吉辽省委员会辽北省分委员会委员。

同年7月至1947年5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务委员、吉林军区副司令员。

1946年8月至1947年5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1、第2师和东北联军第7纵队部分部队，在吉林敦化地区合编组成，以第7纵队领导机关为其领导机关）司令员，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兴初任副司令员，周赤萍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47年5月至12月改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名将李天佑出任第1纵队司令员）。8月至12月任党委书记。

1946年8月至10月任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委员。

同年10月至1949年8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48年1月至3月任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3月至11月任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辽东军区独立1、2、3师组建）司令员、党委书记。11月至1949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42军（第5纵队改称）首任军长、党委书记。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攻占四平、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等战役战斗。1949年4月至12月任第四野战军（同年4月起兼华中军区）特种兵司令员、党委书记。

1949年5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1月至1951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党委书记（至1950年5月）。

1950年4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5月至10月任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司令员、党委书记。

1950年10月至1952年7月任中国人民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副司令员兼东北边防军炮兵主任（至1951年2月）

1950年12月至1951年5月任炮兵党委委员。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种兵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第一、二次战役。

1951年4月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党委书记。同月至1952年7月兼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党委书记。

1952年8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53年9月至1959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

1954年4月至1959年9月任部党委书记。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获得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58年5月任国防部第五部部长，负责领导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

9月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参与核试验场的空中勘察选址工作，并向中央军委领导呈送核试验场编制草案获得批准。

1959年4月至11月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5月至11月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机关党委书记。同年9月庐山会议后因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销党内外职务（1979年平反）。1960年4月被迫离开部队，下放陕西劳动，5月起任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1960年11月至1966年3月任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

1966年3月起任陕西省农林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迫害。

1967年11月至1973年11月被关押6年，患青光眼得不到治疗。

1969年左眼失明。

1973年11月被释放，右眼视力仅为0.08。

1977年10月至1982年任中国人民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

1978年3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9年11月至1980年11月中国人民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1982年9月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5年9月辞去中顾委委员职务。

1985年7月起按正大军区职待遇。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他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97年10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著有《在庐山会议上》、《万毅将军回忆录》。

万毅是一名在旧军队里成长起来的党员。他出生于清末的1907年，家乡辽宁金县那时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只 读过两年小学，又干过几年学徒工，凭着一腔爱国抗日的热情，参加了张作霖的部队。当二等兵，进教导队，刻苦学习，发奋向上，他逐渐成长起来。

在东北军的讲武堂毕业考试时，两千余名毕业生中成绩名列第一。张学良奖给他一块怀表和一把指挥刀。后来，在东北军军制改革时，部队刊物悬赏征集“标准连长”方案，他的应征文章又获第一名，张学良又奖给他一支新式派克笔。就是靠着这样努力，他从一个士兵，步步晋升，当连长，当营长，到1936年“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兵谏时，他已经是团长。

张学良亲口对他说：“你是东北军中最年轻的团长，以后在他们中间蹦达蹦达吧。”这期间，他结识了在东北军中任军长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多次倾心交谈，使他对当时的形势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蒋介石的“安内壤外”，一心剿灭共产党，特别是把东北军调到西北来打红军，不抵抗日本人的政策也看得更清楚了。抗日爱国的热情，越发促进了他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腐败政策的仇恨。

1936年9月，在他担任东北军二六七团团长时，为纪念“九一八”国耻日，动员部队抗战，带领团队武装游行，高唱救亡歌曲，批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这些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的忌恨。国民党派在团里的一个少校政训员，为了破坏抗日宣传，撕下团歌咏队出版的抗战宣传壁报，企图拿它到上司那里报功，被万毅当场从身上搜出。万毅怒不可遏，伸手打了他一记耳光。这可不得了了。万毅怒打政训员的事，很快被报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对张学良说：“你们有个团长很反动，打政训员。”张学良当时回答说：“委员长交给我办吧。”把他保护了下来，没有处理。可是，万毅这个人，这笔帐，蒋介石却悄悄地记了下来，尽管那时他不过是一个距离高官厚位还很远的团长。

1938年1月，万毅改任667团团长（前身是627团），3月奉命进驻连云港，团部驻在新浦。此时，中共长江分局将从高密撤出的抗日游击队80余人派到该团，成立112师党的工作委员会。1938年3月11日，由张文海、谷牧两同志为介绍人，在新浦陇海公寓举行了入党仪式，正式通过万毅为中共特别党员，不参加组织生活，只和工委书记保持联系。

随后，万毅配合工委积极对部队进行思想改造，团部创办了《火线下》小报，成立了团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教育，并将原来任627团团长时创作的团歌改称为《667团团歌》，这首歌慷慨激昂，对部队鼓舞作用很大。所有这些工作对部队从政治素质上开始向革命军队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和早已在第667团开展工作的吕志先取得联系共同开展工作。之后，第667团的各个营先后成立了党支部。在师工委和万毅的努力下，第112师尤其是第667团的许多中下层军官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该团官兵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昂。

1938年4月，日伪军开始从赣榆县柘汪海口登陆，然后迂回到日照的碑廓、巨峰一带，对连云港形成了威胁。5月2日，万毅奉命率第667团对强占碑廓镇的伪军刘桂堂（刘黑七）部发起进攻。刘桂堂部所在地有一道3丈高的围墙。团长万毅命令山炮连用炮轰垮围墙。炮响过后，围墙轰然倒塌，炮声还未平息，万毅团长便率领步兵发起了冲锋，伪军不支，匪首刘桂堂带少数人逃窜。

万毅团长率部乘胜追击。在涛雒镇和伪军张宗援部再次发生激战。万毅团长如法炮制，先轰数十炮，然后步兵冲击，骑兵从四面包抄围剿，仅用半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战斗。连云港保卫战初战告捷，万毅率领的第667团官兵士气大振。万毅团长率部返回连云港并驻防在孙家山一带，准备迎击日本侵略军的登陆进攻。

1938年5月20日黎明，日军开始在连云港强行登陆，万毅身先士卒，亲临前线，率部抵抗，这一仗是667团单独进行的。当时，敌人利用晨雾，出动数艘汽艇，在飞机的配合下，200多名陆战队员强行登陆，667团随即进行阻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上，打得敌人不敢抬头。日军又用飞机对东北军阵地猛烈扫射轰炸，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冲锋。战斗进行到傍晚，敌人利用它海空优势突破东北军第一营阵地。667团官兵一面用密集的炮火阻止敌人继续向前，一面组织力量连夜发起反突击。万毅命令三营利用夜幕，悄悄插进敌营，与敌短兵相接，手榴弹、刺刀并用，敌人没有防备，面对突然袭击，虽负隅顽抗，但已无招架之力，被打得丢盔卸甲，仓皇夺路而逃。

孙家山一仗激战一昼夜，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并歼敌三四十人。日军在孙家山的进攻失败后，转而沿铁路向西企图迂回后云台山。第112师侦知日军意图后，在庙岭附近设伏。1938年6月18日拂晓，第112师的3个营在庙岭痛击日军，日军伤亡300余人，被迫返回原阵地。1938年7月8日，日军又企图在墟沟登陆，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1938年8月2日，日军出动舰艇40多艘，载千余人、炮五六门、飞机4架，疯狂向云台山大桅尖发动进攻。驻守大桅尖的是守军第672团，第667团作预备队，设防在师部附近待命。日军凭借武器先进，海空炮火轮番轰击，敌军冒死硬冲，激战一天，大桅尖阵地被敌人攻占。第112师师部立即发出紧急命令，命第667团立即从预备队转进战斗岗位，协助第672团夺回大桅尖。第667团马上运动至右翼与第672团取得了联系，迅即向敌军的右翼发动猛烈攻势，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仓猝应战后龟缩起来。之后，万毅团长和第672团团长白喜禄商定，午夜3时，由第672团从正面攻击，第667团从侧翼奇袭，同时发动攻击。第672团从正面开始攻击，敌军急忙组织火力反击。万毅团长趁势率领第667团又从侧后杀来，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日军两面受敌，招架不住，慌忙夺路向山下奔去。第667团从背后架起机枪猛烈扫射，敌人的伤亡比孙家山战斗更惨，日军拖着一具具尸体狼狈而逃，武器、弹药、帐篷、油桶等军用物资丢得漫山遍野。敌人伤亡惨重，终不能从连云港登陆。连云港保卫战取得了初步胜利。日本军方也不得不承认进攻连云港“使海军吃尽了苦头”，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头版报道说：“守卫云台山部队坚如钢城，固若金汤……”而在连云港保卫战中率军英勇杀敌的万毅团长也威名大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的歇后语也在连云港一带流传开来。

万毅在“二.一七”事件中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东北军第111师的进步势力也遭到反动势力的猖狂围攻。1942 年7月，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鲁苏战区军对万毅开始了所谓的军事法庭会审。首席军法官是鲁苏战区军法副分监李文元，一一一师军法处长侯小鲁参加。他们两人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威严的神态。

一开庭，李文元便宣布：“奉中央指示，今天审判你万毅以下几条罪行：一是通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双十二’事件的从犯；三是奸党嫌疑。”这三条下来，哪一条当时都可以置万毅于死地。李文元一说完，万毅反倒心中有数了，原来你们用尽心机，就只能罗织这样的“罪名”。于是，他当堂怒斥这两个家伙。

万毅说：“说我通敌，你们有什么证据？你们说，你们良心过得去吗？我万毅蒙张汉卿将军一手栽培，方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东北军军官。抗战以来，我经历过一些重要的战役战斗：奉命星夜南渡长江，率六七二团坚守江阴要塞；抢渡镇江，参加保卫南京血战；率六六七团激战苏北鲁南，多次杀敌立功；与常师长一起剪除缪贼，坚决抗日，等等。上述一件件，一桩桩，我自觉无愧于东北父老乡亲，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多灾多难的伟大祖国。你们说，这些仗，一次是与日本鬼子通了消息？如果通了信息，能取得胜利吗？再说，你固然可以随便诬蔑我，可你对得起参加过这些战斗的官兵们吗？他们中不少人已为国为民族英勇捐躯，长眠于九泉之下，有的则终身致残，生计艰难。你血口喷人，对得起先烈和伤残人员吗？”

李文元被万毅驳得张口结舌，气急败坏地一拍桌子：“罪状上有这一条，我不能不问！”万毅立即紧追驳斥：“照这样说来，你是奉上峰旨意来问我的，我可不怪罪你，可你身为主审官，总得想一想，找一找证据吧？”

李文元自知理亏，不再回第一条，又问第二条：“‘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劫持领袖，他是主犯，你是从犯。”万毅反驳道：“‘双十二’事变促成全民族抗战，是功是过后人自会评说。至于说到劫持领袖，我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团长，岂有资格参加决策？咱们于总司令当年已是人所共知的五十一军军长，甘肃省政府主席，请问，我是个团长，若算从犯，那么于总司令该算什么？”

李文元又是个张口结舌。他接着问第三条：“你是奸党嫌疑！”万毅大笑一声，反唇相讥：“你有什么证人，尽快找来，我愿与他对质！”李文远说：“用不着找什么证人。八路军到处贴标语、撒传单，为你鸣冤叫屈，他们要营救你不是很明显吗？”万毅驳斥道：“能这样推论吗？我乃东北讲武堂第九期毕业生，遵从张汉卿公教诲，抗日救国，披甲还乡。共产党、八路军主持公道，贴标语、撒传单表明他们赞扬正义，你们怎么能用他们的行动来给我罗织罪名呢！”

一番辩论，弄得审判席的军官们十分尴尬，实际上“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只得草草收场。过了几天，即1938年8月2日，军法会第二次开庭，他们作不出什么新的文章，依然是重复那三条“罪状”，并且宣布审判终结。

1942年8月2日上午，国民党鲁苏战区军事法庭对万毅的第二次审判结束，虽然没有宣布判刑结果，但是，从他们草草收场的情形来看，这所谓“审判”的过程已经走完，下一步自然是遵照他们委员长的“电谕”要执行“处决”了。

“不能再坐以待毙了，要立即行动！”从审判法庭上回来，万毅暗暗地下定了这个决心。在监禁着他的这座农家小院里，凭着军人观察地形的富有经验的眼睛，万毅已不止一次地扫描了办室和院内的情况：门口有哨兵，并不算太高的围墙，只要有一条绳子和几个木楔，便可悄悄地翻过墙去。墙外就是一片绿葱葱的玉米地。暗夜里，钻进玉米地，直奔西南方向，那里，并不太远，几十里外，就是游击区，再过去，就是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了。

终于，太阳落山了，天黑下来了。好容易熬到夜里十一点钟左右，万毅吹熄了蜡烛，佯装上厕所。

这时，他看看哨兵没有动静，就把预先准备好的木楔插进围墙的石缝里，拴上绳子，攀过围墙，顺着绳子下到围墙交外边的地下。他平抑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冷静地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辨别了方向，就顺着玉米地，沙滩，三步并成两步地一口气跑出十多里。突然，面前横着一条小河，河水没膝。他来不及脱衣，穿着长裤就趟水过河。

一上岸，发现岸边架着几支枪，有几个当兵的睡得正香。右侧有一个哨兵在打火抽烟，身边那条狗也“汪汪”地吠叫了几声。怎么办？他心一横，索性大大方方地迎着哨兵继续向西北方向走去。那哨兵以为是自己人起来解手，没有吭声。他直穿而过，进了玉米地，迅速地走下去。

天亮后，估计已经到了游击区，见到一个起早放羊的小孩，问清了村子里没有住军队，这才放胆进到村子里，找到了村长。他对村长说：“我是于学忠总部的高级参议，有件秘密工作，要找八路军联系，你知道他们的驻地，找个人把我送去！”村长见他军装穿戴还算整齐，戴着眼镜，胸前还挎着望远镜，虽然军裤上有涉水的痕迹，也还不像落荒而逃的人。便派了个人，牵着一头小毛驴来，吃过晚饭后送他上路。走了不久，便来到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六团三营九连驻地。连长一听来者是在这一带早就有名的万毅，马上派战士把他送到团部。团政委王建青接待了他。备饭，安排住处。与此同时，又迅速向中共山东分局汇报，分局很快派人来迎接。于是，他终于成功地逃出牢笼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一一师常恩多师长病重，在病榻上写下指令交给郭维城：“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公主张，以达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1938年8月3日，一一一师传出了万毅越狱的消息，引起极大震动。郭维城和当时在一一一师的一批革命力量采取行动，宣布：拥护三民主义、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反对以三民主义名义破坏东北军；二实行抗战建国纲领；三联合一切抗日部队一致对外；四坚持杀敌锄奸。部队在向八路军驻区靠拢开进途中，1938年8月9日凌晨，师长常恩多病逝。

按照当时的各种情况，中共山东分局迅即派万毅等人回到一一一师，开展工作。到当年12月，在干部会上，万毅被选任新一一一师师长。在他的具体主持下，一一一师按照党的指示，逐步改造成为人民军队，后来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打回老家”，渡海进入东北，后来与兄弟部队合编为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万毅任纵队司令员。这支部队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四战四平，三下江南，会战辽西，入关南下直打到广东广西。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同美军较量，被誉为“万岁军”，即闻名全国的第三十八军。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标志着东北全境解放。此时，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总部率部入关，会同华北军区部队，实施平津战役。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心想“打回东北老家”的万毅思忖：“自己是东北人，野战军要入关，东北也还要有部队的，上级会不会把自己留在东北呢？会不会不让自己随野战军入关呢？”于是，万毅专门给东北野战军总部发了一封电报：“我要求随野战军入关，在解放全国的作战中继续锻炼自己，希望组织上考虑安排留东北的军事干部人选时，不要考虑我。”东北野战军总部接到电报后，回电称：“没有留你在东北的打算。”

万毅接到电报后，便安心地组织五纵入关的各项准备工作。11月5日，万毅和刘兴元奉命率五纵向辽宁义县开进。在义县休整期间，五纵接到命令，五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万毅任军长，刘兴元任政委，辖一二四师、一二五师、一二六师。万毅成了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军首任军长。

12月初，四十二军接到命令，从义县向河北蓟县、三河一带集结。1948年12月12日，四十二军在万毅和刘兴元指挥下，到达指定位置，傅作义部望风而逃，大部逃往北平。万毅果断命令部队，昼夜奔驰，最后占领了南口、八达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战役要地丰台，隔断了傅作义部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底，万毅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接到通知后，万毅有点紧张，他是旧军队出来的，从未见过毛泽东，不知道见面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3月初，万毅到了西柏坡，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简单问了一下路上的情况后，话题转到万毅的姓上。毛泽东风趣地问：“万毅同志，你说百家姓里，除了姓伍的，姓陆的，姓千的，姓万的之外，还有什么姓与数字有联系呀？你姓万，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研究啊？”

这一问，让参与会见的人都笑了，万毅紧张的心情也松弛下来。万毅说：“不知道，数字姓氏，主席讲的，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过去从没有作这方面的考证。”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过去了。

在西柏坡开会，工作、学习和业余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到吃饭的时候，大家进餐厅，凑够十人就开一桌，座位并不固定，谁来谁吃，边吃边谈，很是活跃。有一次，万毅去晚了点，许多桌都没空位了，正好毛泽东边上还空一个位子，万毅没有更多考虑，就挤到那里坐下了。毛泽东看了看万毅，边吃面条边开玩笑说：“万毅同志，你可算是张作霖的‘余孽’呀!”万毅说：“主席，我不能算是张作霖的‘余孽’，张作霖的‘余孽’应该是张学思。”毛泽东问：“张学思现在在什么地方？”万毅说：“张学思现在在辽宁省当主席，还是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说：“那还不错呀!”万毅说：“张学思曾对我讲过，他是学军事的，现在干的不是他学的那一套，希望能到部队工作。不过，这也可能是他个人谦虚。”毛泽东说：“好哇，那就回到部队来干，那容易。”后来，张学思果然回到部队工作，当了海军副参谋长。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万毅回到四十二军。4月，中央军委命令万毅为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司令员，四十二军军长由副军长吴瑞林接任。

1952年3月，万毅调到北京俄文学院，准备学习半年俄文后，到苏联去学习炮兵。8月，成立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找万毅谈话，让万毅去当副部长，负责军工生产。1953年5月，总参谋部成立兵器装备计划部，万毅被任命为部长。万毅是装备部首任部长，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6年。

1955年9月，万毅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夏，万毅因一个简短发言，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重要成员之一”，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邓小平就万毅的情况作了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1977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万毅为总后勤部顾问。1979年11月2日和1980年11月15日，总政治部两次发文，宣布摘掉扣在万毅头上的十顶“帽子”，20年的沉冤彻底平反。1997年10月31日，万毅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

1986年4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组任字【1986】36号）,任命曾任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万毅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领导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工作。万毅同志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召开的全部四次会议，参与审定了建筑设计方案、陈列大纲细目、陈列艺术设计方案和《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样稿，协助解决了资金不足等建馆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难题，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顺利落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7月10日，万毅同志参加了在辽沈战役烈士陵园举行的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建设奠基典礼。

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隆重举行。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万毅同志出席了典礼仪式。